（新春见闻）台商返乡过年：讲述打拼故事，期盼春暖花开******

　　中新社北京1月22日电 题：台商返乡过年：讲述打拼故事，期盼春暖花开

　　作者 朱贺

　　随着两岸防疫措施的调整，许多在大陆打拼的台商在今年新春假期返台过年。

　　吃到久违的家乡味，陪长辈采买年货，和老友相约聚餐……多位台商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表示，他们在行李箱中装满了为家乡亲友准备的心意，一同带去的还有在大陆的收获，在团圆气氛中，一家人共盼新年春暖花开。

　　李绍嬅：用点心串联两岸之爱

　　大年初一，在北京经营“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店主李绍嬅一家穿上喜庆的红衣，带上各式礼品从台北回到高雄老家向长辈拜年。与家人围炉谈天、重温台湾年味，李绍嬅讲述了这一年在大陆打拼的故事。

　　2022年，李绍嬅所在的这家由听障烘焙师为主要员工的咖啡屋迎来许多新变化：听障师傅的手艺不断提升，开发了更多点心品类；越来越多爱心人士不仅为咖啡屋提供公益支持，也关注听障师傅的成长。

　　返乡的行李箱中，李绍嬅装满了来自咖啡屋的点心，她认为是“最珍贵、温暖又真实的新年礼物”。

　　走在台北街头，看到许多老牌店铺受疫情影响关门歇业，李绍嬅感觉家乡的模样“有点模糊”；重逢久别的老友，则让她找回了往日的熟悉感。

　　“许多台湾的爱心人士未曾到过大陆，但一直关心着咖啡屋。”李绍嬅说，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赶来和她见面，表示愿为咖啡屋尽一份心；也有朋友为了解咖啡屋的故事，专门下载大陆社交软件。

　　李绍嬅期待，接下来继续坚守创立咖啡屋的初心，串联起更多两岸之爱。

　　徐韬：公司已走过艰难时刻

　　“北漂一族”台青徐韬赶在春节前回到台北，“今年一落地就能和家人相聚，感觉团圆氛围格外浓”。

　　除夕吃年夜饭，徐韬与家人收看了大陆春节联欢晚会；正月初二、初三走亲访友，他打算分享从北京带来的特产和创业新收获。

　　2022年，由徐韬和大陆伙伴创办的网约工作平台成功获得融资，并将业务从北京拓展至上海、深圳等地，他表示，“尽管公司曾受疫情波及，但已走过艰难时刻，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个春节，平台恢复了往日的忙碌。徐韬说，仅2023年元旦三天，平台订单量就已达去年12月的两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线下消费市场的活力，展现大陆经济的韧性”。

　　返乡前一周，徐韬走访了大陆四个省份，为新年在各地成立分公司做准备。他说，能在大陆经济复苏过程中提供灵活就业岗位，感觉自己做了小小贡献，“特别有成就感、参与感”。

　　陈圣儒：见证民众养老观念变迁

　　带着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兔年特别版“兔墩墩”回到云林老家，台湾青年陈圣儒有些近乡情怯，“既期待又有点害怕”；听见年逾九旬的阿公用闽南话喊出自己的小名，他的心中暖意涌动。

　　从小在长辈身边长大，陈圣儒对年长者有天然的亲近。如今在北京延庆从事养老行业已有五年，他所在的五家养老驿站获得了北京市星级评定。在京郊乡村走访，他教会村中长辈收发快递、打视频电话，“真正有融入当地的感觉”。

　　“从前想着将台湾的养老理念照搬至大陆，后来发现需求因人而异。”陈圣儒表示，大陆经济飞速发展，智能化和网络化加速了民众需求的个性化，大家更注重活得健康、活出质量。

　　回顾此前在大陆过年，陈圣儒除体验吃饺子等北方年俗，也会与海峡对岸的家人视频连线，相约“云”喝酒，分享生活趣事，“尽管见不到面，但心的距离始终没变”。如今面对面团圆，陈圣儒打算暂时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阿公阿嬷。

　　说起新年愿望，陈圣儒期待有更多人走出家门，“无论年轻人还是长辈，旅游也好，采摘也好，总之要热情拥抱即将到来的春天”。(完)

烧瓷出身的“猛子政委”黄火星中将******

　　黄火星，江西省乐安县人，1909年7月出生，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身经百战、赤胆忠心，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首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军事检察事业的开创者。

　　在反抗压迫中接受进步思想。1916年，因中原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年仅7岁的黄火星就不得不同父母一起逃难至江西。为了拿钱给中途病逝的母亲安葬，他被卖给了当地陶瓷厂黄姓工人为子，并在陶瓷厂当学徒。1929年初，黄火星与共产党人余金德等人结为好友，在他们的教育和启发之下，黄火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被工厂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开始反抗工厂老板的压榨。同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和发动的雄黄酒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在景德镇持续了一个多月，黄火星始终坚持在斗争一线，积极联合工友一起向反动政府施压，最后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为工人们改善伙食的要求。罢工运动的胜利让黄火星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并极大鼓舞了他参加革命的斗志。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被任命为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他积极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在景德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后来被派往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猛子政委”。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先后担任江西弋阳第四游击队政治委员、贵余万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等职。1932年5月，赤警师在发动地方暴动中失利，部队被打散，第1团团长和政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黄火星毅然担起了收拢部队的任务，带领身边的几个战士四处打听，寻找失踪的战友，先后收拢了200余人并将他们送到信江北岸。随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黄火星带领部队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巧妙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打击和袭扰，并截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部队装备得到改善，队伍不断壮大。

　　翌年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红11军第33师第95团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央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11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从新丰渡过抚河进入黎川，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第36师主力。在战斗过程中，黄火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冲猛杀，就像一台战斗机器，只要号角声一响，他立刻带着部队上前厮杀，战友们互相调侃：“这哪里是个火星，这分明是个猛子嘛！”于是“猛子政委”的称号就在部队里流传开了。

　　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黄火星所在的闽西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黄火星担任支队第3团团长。他积极带领部队在横山、小丹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但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十分缺少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在一场战斗中，每个战士平均只能领到3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和敌人肉搏拼刺刀。面对严峻的现实困难，黄火星不等不靠，带领部队自力更生，积极从敌人手里夺取物资和装备。在一次侦察中，黄火星发现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本军列时常会运输大量装备和物资。他便率领部队袭击了一辆军列，击毙了数十名押运的日本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毛毯和大衣，部队装备和给养得到很大改善。

　　1938年8月，日伪军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抢劫村庄，残害百姓。黄火星听闻后，率部对日伪军进行袭击，毙伤340余名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38年冬天，驻守南京的日军联队长凤山少佐集合了2000多名日伪军，将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并对横山东北部的龙王山进行猛烈攻击，妄图一举消灭黄火星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黄火星决定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法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预先将两支队伍派到包围圈外作战，自己带领两个连队防守龙王山351高地。他率部在龙王山构筑了战壕、沟壑等掩体，利用树林、灌木作掩护，在外围两支队伍配合下，连续数次击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火星部共击毙200余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步枪、4挺轻机枪，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军事检察事业中坚守原则。1955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军事检察院，黄火星被任命为军事检察院筹建工作负责人。面对我军历史上和新中国检察史上的全新任务，黄火星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全新挑战。军事检察工作是个全新事物，对一个长年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更是毫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黄火星迎难而上，不懂法律就报名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教育，一有时间就去学习法律知识。工作中，他会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将法律学习资料和工作文件装在里面，走到哪里闲下来就开始学习，以便自己能尽快掌握法律体系。在政策制定和人员调配上，他都事必躬亲，经常与工作人员谈论交流，虚心听取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在他的各方协调和领导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就在全军各级建立起了军事检察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军事检察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坚决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做法。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赵珠颜）